趾高气昂的洋人,怕面对愚不可及可怜可恨的国民,怕那种有心无力无计可施的感觉。
她只是沧海一粟,哪怕生于掌握权势和财富的家族,所能做的也很有限——别说是她了,就算是她的父亲和她的长兄,又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?不过随波逐流汲汲营营而已。
可最终她还是被迫回来了,这些阴影因此变得无从躲避,譬如外滩公园里那些西洋强盗的雕像她就无法视而不见,离白家新宅不过几十分钟车程的使馆街她也不能视若无睹……伤口就在那里,永远不可能无药而愈。
……她应该努力做些什么的,就像那位程先生说的,要开民智,要富国家,要救沦亡。
可这些愿景虽则十足美好,说起来却终归显得虚妄,四万万国人哪个不想救国?真要落到实处时却没人使得上劲,全因不知第一步自何处始罢了。
她亦很困惑,幸而那位程先生又给了她一些启发,当晚在白家用过晚餐后同她闲谈了几句。
“听白先生说小姐是留过洋的,不知读的是什么科目?”
程故秋其人总是彬彬有礼,说话时令人感到如沐春风,年纪虽比白清嘉大不了多少,可却隐然让她觉得他可以作她的老师。她的戒心于是很自然便褪去了几分,难得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