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心安理得呢，只是生硬地叫了一声‘姐姐’？她们连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问，更没有阻止过她们这样做。这些以无能为理由安然领受保护、只送上几行眼泪的女学生相信这种替换是正当的。或许，这才是整部电影最可怕的地方：它以贞为界限，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。”
李伟杰有些激动地说道：“导演也留下了两处裂隙，让贝尔想起‘上帝说人生而平等’，让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‘我不是女学生，我不上车’。不过，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，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，那哀悼仍在点出，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，因为，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——所谓‘奸近杀’，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。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，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：送死你去，黑锅我来背。”
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，妇女被的惨烈总是被凸显，她们受伤和死亡，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——国家、民族、男人，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，羞耻莫此为甚。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，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，虽然，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，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。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