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第一件事就是下到车间，手上一支吸铁笔，一把小锤子和一本记事本。
单单是因为对武柴车间工作环境的整顿，就让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品质上了一个台阶。他痛快的将一个从来不到生产一线去的总工程师踢出了工厂，又顺利的重建了武柴工人对工作的责任心。
仅凭这三板斧，可以说是后世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做到的程度，武柴就在他的手上起死回生了。
这件事情经过报纸的报道，甚至惊动了一位副总理，亲自跑道武汉像个学生一样，向格里斯请教如何管理一间工厂。
一时之间，中国人即欢欣鼓舞，又感到无比沮丧。
受到鼓舞的，是因为格里斯的工作证明了国企并非不能通过改革实现重生。
而沮丧，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国营企业的厂长能够像格里希一样“沙发果断”。
他的铁面无私，似乎在国企系统里根本无法实现。
关于国企改革的话题，再次在中国大地上火热的讨论了起来当然，整个八十年代，实际上国企改革的话题可以说从来没有冷却过。
正是在这一片舆论纷扰之中，胡文海的鹰直升机抵达了帝都。
和历史上相比，这时的帝都上层却更显暗流涌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