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），怕是很遥远的事情，想获得这个头衔，估计要给英国实实在在做贡献——在英国投资，而不是香港的贡献。
再上面的GBE勋衔（第一等），这个就是完全的‘孤臣孽子’作为，才能获得；林志超作为一介商人，心中更不可能向着英国，所以死了这条心。
KBE、GBE都是直接冠上‘爵士衔’，而单独的封赏‘爵士衔’的分量稍微低一些，比如前世的包宇刚、邵逸夫在七十年代初，就已经获得。
周锡年笑着说道：“林生客气了！”
话里话外，透露着自豪。
周锡年在立法局、行政局，先后在1953年、1959年成为首席非官守议员，这个已经是华人能做到的最高位置，在港英时代。
但是，在这个时代香港的地位，在伦敦政府并不高，所以周锡年连个KBE勋衔都没有，和林志超一样是CBE勋衔（第三等），不过是多个刚封的‘爵士衔’。
到了七八十年代，英国发现香港的重要性后，立即大方起来，七十年代的简悦强、八十年代的钟士元，都直接封到了‘GBE’勋衔，简称大SIR。
到了九十年代，英国为了挣扎和埋地雷，直接封邓莲如为‘男爵’；当然，邓莲如不仅是做过两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