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兵力远胜于南方、还曾很不将人家当作一回事，结果后来北伐军得了苏联人的指导、争取时间将他们逐一击破，战场的局势很快就颠倒了过来，令几位将军悔不当初。
徐冰砚对南方的态度也是颇为复杂。
他早就不信什么主义了、自然也不会将孙先生于1924年提出的所谓“新三民主义”很放在心上，民族民权民生的提法固然都显得光辉正义，可落到实处时会变成什么样子却仍然值得怀疑；可他又的确不得不对他们抱有一些希望，毕竟北京的政府已经糟透了，各地混战的局势必须有个了结，倘若南方可以实现全国统一、让国民过上安全稳定的生活，那么他也不会拒绝与他们合作。
但不幸的是这回赵开成将军的意见却与他不同——也许多年征战的经历已经让他心底的不安全感深深扎下了根，只有把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才会感到踏实，因此他不愿跟南方纠缠，更不愿交出自己手中的兵，甚至连谈判桌都不愿意上，只一直坚持要和他们对抗。
他是徐冰砚的长官，从规制上来讲他也不能违背他的决意，何况两人一同经历过那么多的风浪、早就有了生死患难的交情，他更不忍心在如此关头让赵将军难做——可情是情、理是理，全国混战的情况已经导致民不聊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