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永远是杨锐，这样可以吗？”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田兵连连点头。
要说起来，这样的条件算不上宽松，但实验室的潜规则就是如此，哪怕老板什么都没做，老板的名字依旧得是通讯作者，除非资金全部来自于你申请的课题。
不说80年代，和裁军一样大裁减的科研经费有多难申请，就是到了连年提高的21世纪，能直接从国家乃至于学校申请到经费的学者都不多。
即使是30年后，普通大学的教授，每年能够申请到的经费都不一定有10万元人民币，而十万元的经费，在一瓶试剂动辄数千元的时代，又能做得了多少研究？
国家科研经费的大头，永远是给了排名在前的学者和教授们了，那些每年拥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经费的院士或者长江学者，其名下的实验楼往往都不止一个，而他们申请到的经费，自然是要分拨给旗下的学者们。
后者的回馈，除了通讯作者的名头以外，也不能再多了。
80年代的条件更糟糕，获取资金的渠道更有限，科研老板的条件自然更苛刻。
杨锐只要一个通讯作者，至多一个并列第一作者的名头，实在是优惠万分了。
田兵也不是第一天做科研了，对此不仅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