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体系，都不可能。”杨锐失笑的同时，转移了话题。
景语兰的注意力也不在杨锐如何获取信息的，颔首道：“说的对。政治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明证，听他前七次炉边谈话，谈的都是新政，是社会、工业和劳工的问题，当然，还有他一直强调的救济和复兴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靠拢的改革……我认为，现在的中国社会，最需要谈的也是社会、工业和工人问题……”
她显然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，杨锐也不打扰，就让她自说自话。
说话，在某些时候也是理顺思路的方式。
景语兰说不定能就此发表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呢。
杨锐倒不担心她说错话什么的。自80年代开始，因言获罪与学术界的关系就不大了，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探讨********或者社会经济，差不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倒是大众媒体，一旦转载了某些文章或节选，往往引起轩然大波。
现实是，一些普通人根本忍受不了的言论，在学术界却连偏激都算不得。
不过，自由的代价向来如此。你要言论自由，你就要忍受青少年看《花花公子》，你要回到石器时代，你就要忍受9岁的儿子当众野合，11岁的女儿生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