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“不如这样，搞邀请制，你弄一点邀请函，给各大媒体发出去，尤其是在京的媒体，大一点的都发，但是邀请函搞的朴素一点，寒酸一点，寄送的方式也简朴一点，然后给他们一个星期的回馈期，到时候没有回馈的，没有拿邀请函的，就不要来了。”
“那也好多媒体吧。”
“以后每次都发邀请函，想来的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做准备，等风头稍微过一下，很多媒体嫌麻烦就不会来了。再以后，我们就不给不喜欢的媒体，还有上次没回馈的媒体发邀请函了，几轮下来，应该就没多少记者追踪了。”别看新闻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一个个凶猛的和棕熊似的，实际上却都是怕麻烦的主儿。许多记者连文章都懒得写，就让受访者自己撰写。
80年代的媒体风气正是飞流直下之际，杨锐也不介意利用一下。
他并不是喜欢自我隔离的学者，但是，课堂上的媒体是很没有必要的，与其让他们占据一个位置，还不如让出空间来，多填补几个学生呢。
杨锐的教学能力一般，但是，给有志于生物学的学生们上上课，本身还是很带感的事。想想三十年后，这些读北大和清华的孩子免不了有许多成长为科学大佬了，见到杨锐，起码也是听过他课的学生。
杨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