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“但是，电影不是应该揭露现实吗？我曾经采访过王小帅，他说过做电影，最重要的就是敏感。不管外界怎样，但内心一定是脆弱和柔软的。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！”
杨阑似乎不太赞成沈临的观点。
这也是他们那代人的通病，喜欢讲情怀，喜欢拍一些揭露社会底层的事件。
“怎么说呢，我首先是一位畅销书作家，怎么才能保证每一本书都畅销？必须要研究书迷的心理，我写《那些年》《最好的我们》就是奔着青春市场去的，后来写《盗墓笔记》那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缺少探险类的；导演，尤其是现在的华语电影导演，必须要接地气，所谓接地气就是了解观众的想法，你的电影既然走进院线卖钱了，就必须符合大众审美！”
沈临的回答很有理性。
“可是审美这东西，不见得时髦就是美，这都是一阵一阵的，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审美，永远都是纯粹的、非常理性的、高雅的，而不是只有临时体现高科技或者杀马特之类的东西。”
杨阑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“我赞成你的观点，可我也保留我的看法。一个导演拍电影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成本问题，如果连投资人的钱你都赚不回来，那你肯定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