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一位年约六旬的妇人正坐在他床前。
Rubinstein 教授看到我，高兴地大声说：“我的伙计来了！”他明显地消瘦，原先一头浓密粗硬的头发因为化疗已经脱光，但一双眼睛却如旧时一样矍铄有神。
他为我介绍了那位妇人，说是多年的老朋友。我们寒暄几句后，她就匆匆告辞。于是病房里剩下我们两人。
“你没给我带酒来
？他们现在不让我碰酒，连注射时的消毒酒精都省掉，怕我拿去喝了。”他对我眨眨眼。
“我没这个胆。”我故作轻松地对他笑。
“没交情！没有我当年把你从一个小菜鸟提拔成我的研究助理，你今天能当上瑞典人的院长，还跟霍普金斯学院对着干吗？”他故意瞪眼。
“对，我有今天全靠了你。你教出我这样一个霍普金斯的叛徒，他们不让你喝酒也是该的。你现在住的可是霍普金斯的内部医院。”
“听着小子，别光顾着看我的笑话。你得快点在瑞典干些名堂出来给我瞧瞧，我的时间可不多了。”他一派轻松无谓地玩笑着。
我心里一抽，赶紧转开话题调侃他：“方才那位女士只是朋友吗？我看不止吧。”
他笑笑：“她是我年轻时的恋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