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：“我没有妻儿。工作一直是我的一切。但如果我有儿子，我希望他像你。”他上前一步拥抱了我，然后松开，把脸转到一旁：“走吧，走吧。再不走我的饭碗怕是要被你抢去了，我的实验室就真的要改名字啦。”
多少年后，我仍记得那一刻他的身影。昏黄的灯光映着他斑白的头发，平时直挺的背显得有些佝偻。此时，他不再是哪个工作严谨挑剔，行事风风火火，说话直率，好打抱不平，名震学界的Rudolph Rubinstein 教授。他只是位普通的
寂寞老人。他灯下的身影会被我牢牢地刻入记忆，因为这身影曾在我研究的瓶颈期给过我重要的指引，曾在静夜里聍听我那狂热苦涩的爱情，并引着我走出狭隘的方寸天地，从而置身瀚海苍穹。
我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中心，利用我发明的免疫球蛋白的专利建立了制药厂，又在各地买下了一些营运不善的医院，建成了一家全国连锁性的综合医院 – 慷泽。翌年，我被瑞典医学院吸收为终身院士，并成为该校组委会的委员之一。
我的工作依旧紧张而劳碌。我要督导实验中心里各新药和疗法研究项目的进度和走向；要监控医院和制药厂的商业营运；还要负责瑞典医学院的一部分学术和管理工作。